基督教與殖民侵略

  

清朝軍隊攻下南京、蘇州、杭州後，清政府認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髮令，實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高壓政策（韓菼《江陰城守紀》上）。“剃髮令”或以“薙髮令”代稱。由於這項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認同，原因之一是為了消弱漢族的反抗意識，鞏固清朝統治者的至高地位，引起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與抵抗，結果導致清政府的血腥鎮壓。

剃髮易服政策從1645年正式強制執行，從清初的暴力鎮壓到康熙年間及其後時期的潛移默化，直到1911年清朝亡於辛亥革命才廢止，是整個清朝時期民間不斷出現排滿復明運動的主要誘因之一。

清亡之前出現了剪辮的芻議。率先剪辮的是海外華人及留學生。1898年1月（農曆除夕），新加坡華人組織華人剪辮會，並登報倡議集體剪辮，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和爭議。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成功，推翻了滿清王朝，成立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同時實施了除舊布新措施。首由軍政府貼出剪辮告示：「自武昌起義推翻清帝，重振漢室，凡我同胞，一律剪去胡辮。」當時南昌城內7處城門口，以及督軍衙門（市政府）、府學前、百花洲等10處，皆設有“義務剪辮處”，凡來剪“文明”髮式或剃光頭者，一律免費。

當年滿州韃子在我國推行"薙髮令"，目的是為了強化清朝統治者的權威，並削弱漢族人的民族意識。

韃子走了，輪到洋鬼子進場。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逐步淪為半殖民地，洋人在我國到處享有特權，韃子利用"薙髮令"，洋鬼子則利用傳福音，手段不同，但是目的却一樣。

在朝鮮日治時期，日本人在朝鮮半島興建了數百個日本神社，並強迫朝鮮人到神社參拜，這一政策使朝鮮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大幅增加，這些基督教會支持朝鮮獨立。日本投降後，神道教的宗教設施被朝鮮人拆除。

日本人為甚麼要興建日本神社，甚麼要迫朝鮮人到神社參拜，這個不用解釋吧？神道教是日本勢力，基督教則是西方勢力，西方人利用韓國人打擊日本，國韓要獨立就必須借助西方力量的支援，這是互相利用。然而，獨立以後，西方教會勢力坐大，反過來打壓韓國人的傳統宗教也是必然結果，因為凡事都有代價。

情況就像陳圓圓和吳三桂家親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質，吳三桂向多爾袞求助。結果，在「一片石戰役」中，吳三桂聯合清軍擊潰李自成。吳三桂向清求助，結果清軍坐大一樣，同樣地，韓國獨立運動向教會求助，結果教會坐大。

日本人向韓國人傳播神道教，與洋鬼子向我們傳福音，形式雖然各異，但在本質上，兩者並無分別。

劇作家蕭伯納曾說：「他們派傳教士進去，當地人殺死了傳教士，士兵們復仇，佔領了這片土地，並感謝上帝又為帝國增添了一片土地。」蕭伯納的憤世嫉俗雖略顯誇張，但開頭的「他們」暗示了一種根本不存在的帝國主義陰謀。

平衡至關重要：傳教士傳教既非出於行善、傳播和平與正義的“純潔事業”，也非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真相無疑在於這兩種觀點的混合：帝國發展的每一項事業都摻雜著各種各樣的動機。

隨著帝國理念的興起，責任觀念也隨之增強。英國價值觀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從最高尚的到最平凡的，無不體現在皮爾斯肥皂的一則廣告中。廣告借用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的小說《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的主題，鼓勵英國人向殖民地居民傳授清潔衛生的習慣。

「承擔起白人的重擔——

派出你們最優秀的子孫——

讓你們的兒子流亡海外，去

滿足你們俘虜的需求。」

因此，當時存在著一種文明教化的意識。有些傳教士意識到，他們的任務不僅是使人皈依基督教，還要使人皈依西方文化。這種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行徑包括提供高等教育（例如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和學校，無論這些學校是長老會、耶穌會、英國國教、方濟會或修道院性質的。

所有有色人種都必須接受白人的教導，這種觀念在白人之間視為理所當然。

維多利亞時代的教會和傳教團體認為，許多殖民文化都受「邪惡勢力」的控制。對非基督教宗教的負面描述在激發傳教事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維多利亞中期的人認為，傳教的成功將加速基督的再臨，因此他們對透過人類的皈依建立一個煥然一新的世界充滿期待。無論是為了促成基督的第二次降臨，還是為了滿足「被俘虜者」的需求，從事福音傳播的人都進一步鞏固了英國的帝國版圖。

  

更直接地說，傳教活動也刺激了帝國主義。1873年，衛理公會傳教協會成功發起了一場議會運動，說服迪斯雷利政府吞併太平洋島國斐濟。1883年，倫敦傳教會的約翰·麥肯齊（John Mackenzie，1835 年 8 月 30 日- 1899 年 3 月 23 日）組成了一個南非委員會，向英國政府施壓，要求在貝專納蘭建立保護國。英國最後同意了，麥肯齊被任命為專員。

傳教士往往對當地情況瞭如指掌。在奈及利亞，他們向英國政府提供了有關約魯巴、尼日和貝努埃地區的地理和戰略情報。瑪麗·斯萊瑟（Mary Slessor，1848年12月2日－1915年1月13日）在尼日利亞的努力有詳盡的記載，而像約翰‧巴登（John Budden，1566年–1620年）這樣的人在印度北部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無論是在基督教傳播還是在殖民地皈依方面。

歷史學家布萊恩史丹利（Brian Stanley）指出，基督教傳教活動在某些方面成為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意識形態工具」。

在《肯亞抵抗運動史》（History of Resistance in Kenya）一書中，Maina wa Kinyatti教授引用了茅茅將軍Tanganyika與一位教士的對話。這位教士想在Tanganyika將軍被處決前為他施洗。教士向Tanganyika解釋說，像阿吉庫尤人這樣的異教徒，如果沒有受洗，沒有信仰拿撒勒人耶穌，即使他們在世上有所貢獻和成就，死後也一定會下地獄。

Tanganyika：那些受洗並相信拿撒勒人耶穌的人，死後會去哪裡？

神父：他們會上天堂與上帝、天使和祂的兒子耶穌一起生活。

Tanganyika：那些殺害我們、強暴我們婦女、佔領我們國家的英國人，死後會去哪裡？

神父：嗯，如果他們受洗並告解了自己的罪過，他們就能上天堂。

Tanganyika：我明白了……所以那些殺害我們人民的英國人，都能上天堂？那我不想上天堂。我死後想去另一個世界，和我們英勇的祖先團聚。

牧師：你所謂的「英雄祖先」是異教徒和魔鬼崇拜者，所以他們不在天堂，而是在地獄。你確定那是你想去的地方嗎？再想想吧。你只剩下幾分鐘的生命了。

Tanganyika：拜託，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去告訴你的朋友們，我已經準備好了。

海德堡大學的Hanspeter Schaudig在一篇題為《雕像之死與神祇之重生》（Death of Statues and Rebirth of Gods）的論文中寫道：「神像的存在意味著任何形式的積極存在。它們象徵著好運、繁榮、發展、財富、生育和神聖的庇佑。」

這就是耶路撒冷屢遭入侵者蹂躪的原因。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洗劫耶路撒冷後，將祭司和其他宗教及世俗權威的象徵物擄走流放。事實上，提多‧凱撒攻占耶路撒冷後，焚毀了聖殿和聖所，尤其是至聖所－猶太教最神聖的場所。在特洛伊戰爭期間，據說只有當尤利西斯和狄俄墨得斯從特洛伊城的雅典娜神殿中盜走帕拉斯（Paladion）（女神像）後，失去了守護神像的特洛伊城才得以被希臘人攻陷。

對一個民族神聖身分的劫持最深刻的例子是羅馬人對基督教的挪用。在基督教興起的動盪時期，羅馬人是耶路撒冷的帝國統治者，這場動盪導致了長達7年的猶太戰爭，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年—100年）在他的著作《猶太戰史》（ The Jewish War）中對此進行了恰當的記錄，這位目擊者作者還撰寫了其他一些著作。

基於猶太傳統和猶太人的教義，基督教原本被認為是猶太人的自然宗教。其中心，或用希臘語來說是“臍”或“中心點”，本應在耶路撒冷。然而，羅馬人不僅將中心遷至羅馬，也自封祭司，將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亞倫的後裔排除在祭司階層之外。此外，基督教違反了禁止偶像崇拜的律法，以羅馬異教的雕像和其他圖像裝飾教堂，甚至用星期日取代安息日，將星期日定為敬拜異教太陽神的日子。

事實上，基督教從以色列傳入羅馬後，其等級制度正是仿照另一種被傳入的宗教──希臘阿波羅神的崇拜──的結構建立起來的。一千多年來，來自地中海沿岸乃至更遠地區的個人、城市領袖和國王紛紛前往德爾斐，向阿波羅神諭求助，正如後來的國王和貴族湧向梵蒂岡，向教皇請教一樣。

因此，英國殖民者來到非洲後，首先將矛頭指向非洲宗教，而基督教則是他們的主要武器，這並不奇怪。傳教士被人們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標籤，既有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突擊隊，也有殖民主義的代理人、傳道者和辯護人。

基督教傳教教育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由來已久，根深蒂固。

例如，法國對近東的影響可以追溯到 16 世紀末 17 世紀初，當時耶穌會傳教士開始在伊斯坦堡、阿勒頗、貝魯特以及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的學校裡推廣法語和法國文化以及天主教。

因此，作為法國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天主教傳教團的法式化，惡化了當地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間的關係，並造成了土著居民內部的分裂和疏離。同樣，從17世紀初開始，天主教方濟會傳教團透過宣揚「順從西班牙帝國的基督教臣民」的美德，促進了西班牙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擴張。

現代新教傳教運動興起於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它效仿天主教透過學校教育進行福音傳播的方式。

在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新教傳教士從一開始就在其活動的各個階段、在其所到之處都開辦了學校。傳教士學校不直接宣揚新教，而是向當地居民灌輸道德和物質至上的觀念，從而成為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在全球的積極推行者。

安卡拉比爾肯特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系教授Jeremy Salt恰當地指出，無論是在奧斯曼帝國、印度、中國還是遙遠的太平洋島嶼，傳教士不僅是福音真理的傳播者，而且也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代表，更廣泛地說，他們是優越的西方文明的代理人。

與此相關的是，國際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指出，傳教士透過在學校裡殖民當地居民的思想，在帝國主義從澳洲擴張到西印度群島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傳教士對北美原住民的影響是最殘酷、最令人悲傷的之一。由於缺乏組織嚴密的國家和物質資源來抵禦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殖民入侵，他們無力阻止祖先的土地被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白人定居者掠奪。

美國的情況更為人所知，因為已經有大量的學術研究以及電影和電視劇講述了美國原住民在殖民這片土地（即現在的美國）過程中所遭受的苦難。

另一方面，加拿大原住民長期遭受的苦難，或許是因為該國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友善、愛好和平、熱情好客且沒有重大國內外問題的國家，而一直被忽視。加拿大承諾向歐洲白人移民提供免費肥沃的土地，因此在19世紀吸引了大批移民。

由於被剝奪了祖先的土地，原住民被迫在加拿大 1876 年《印第安人法案》規定的保留地中過著受限的生活。

該法案還強制要求為原住民兒童設立寄宿學校，作為加拿大強制同化他們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用英國、法國文化和基督教取代他們的本土文化和宗教。

寄宿學校制度嚴重損害了原住民兒童的身心健康，它將他們從家人身邊帶走，剝奪了他們的祖先語言和文化，並使許多原住民兒童遭受身體和性虐待。

由於與家人和文化脫節，被迫學習英語或法語，寄宿學校制度下的原住民學生畢業後往往無法融入自己的社區，卻依然遭受加拿大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但該制度最終成功地阻斷了原住民習俗和信仰的代際傳承，正如其最初的目的。

此外，寄宿制度的遺留問題導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酗酒、吸毒和自殺現像日益增多，這些問題在原住民社區仍然存在。

在加拿大寄宿學校週邊發現 1000 多具原住民兒童屍體，這令許多人感到震驚。

面對殖民暴行，一些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傳教士保持沉默。他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暴行，反而與殖民列強合作，或在殖民體系中默默運作。為了避免衝突，一些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傳教士鼓勵他們的信徒成為守法公民。威廉‧H‧安德森（William H. Anderson）是一位早期前往羅德西亞（今辛巴威）的美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傳教士，他奉命在一個殖民者想要鎮壓叛亂的地區開展傳教工作。南非開普殖民地總理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1853年7月5日—1902年3月26日）告訴他：「傳教士比士兵更能安撫當地居民，而且肯定便宜得多。」由此可見，一些傳教士被殖民當局當作次要的合作夥伴。

 

有些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傳教士沒有運用他們的先知之聲來表明符合聖經和道德的立場，而是順從地奉行殖民當局所宣揚的價值觀。在1995年至1998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舉行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聽證會上，證實了許多南非宗教團體，包括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都曾是種族隔離制度的積極或默許支持者。           

荷蘭曾經殖民印尼，但荷蘭人沒有積極地在印尼推行基督教化，因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利益和資源掠奪，而非宗教皈依。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以及後來的殖民政府都是以香料、經濟作物和貿易為重點的商業企業，而不是以文化同化或皈依為重點的商業企業。禁止在穆斯林中積極進行傳教活動有助於防止動亂，並維持整整個群島都處於荷蘭和平（Neerlandica(殖民地穩定)）狀態。

 

英國亦殖民過印度，同樣地，英國的統治並沒有使印度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王室優先考慮的是商業、政治穩定和資源開採，而不是大規模的宗教皈依。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初更關注貿易、稅收和利潤，而非傳播宗教。在早期，該公司實際上並不鼓勵傳教士，以免擾亂當地的商業和穩定。1857年的暴力起義讓英國人意識到，干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傳統對其統治構成了巨大威脅。1857年後，英國王室不再直接幹預宗教事務，以防止再次叛亂。

 

一言以蔽之，傳福音對殖民者沒有利，他們就不會這樣做。有些殖民地要傳福音，有些不要，就正如有的雞會宰，有的不會，會宰的因為要吃雞肉，不會宰的因為要吃雞蛋，一切都是以主人的利益出發。

在已經殖民的地方，統治者會利用教會去管治人民，但在尚未殖民的地方，則要運用另一種策略。

第一批耶穌會傳教士於1542年從葡萄牙抵達九州，並帶來了火藥。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年4月7日—1552年12月3日）於1550年抵達。沙勿略是基督教理解日本文化的先驅，他努力學習日語，以增強新皈依者的信仰。16世紀80年代末，耶穌會傳教士兼活動家加斯帕·科埃略（Gaspar Coelho，約 1529年—1590年）試圖在南方封建領主中建立一個基督教皈依者聯盟，以支持基督教徒武裝征服日本。武器計劃從葡萄牙在南亞和東南亞的殖民地獲取，但該計劃被豐臣政府識破，最終失敗。

 

1596年，一艘西班牙馬尼拉大帆船在四國海岸觸礁沉沒。其舵手在接受採訪時暗示日本當局，西班牙人慣用的伎倆是在征服之前通過大規模基督教皈依來顛覆當地社會。隨後，日本天皇的首席顧問豐臣秀吉開始了對基督教的第一次武力鎮壓。

正如滿清倒台後國人必須剪辮，韓國獨立後，境內神道教神社亦必須拆除，當今我國政府亦必須盡快清理國內的教堂；拆除所有十字架；清算全部漢奸，此舉實在刻不容緩，半點也不能妥協！

參考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ity_and_colonialism

https://adventistreview.org/feature/colonialism-and-christian-mission/

https://www.patheos.com/blogs/anxiousbench/2018/09/missionaries-and-imperialism/

https://kenbaker.wordpress.com/2009/01/06/christian-mission-and-victorian-imperialism/

https://www.aa.com.tr/en/americas/christian-missions-as-imperialism-through-schooling/2293831

https://blogs.library.columbia.edu/burke/2012/08/30/the-messy-truth-about-foreign-missions/

https://ukombozireview.com/2021/04/06/religion-as-a-weapon-of-imperialism/